档案馆珍品
圣母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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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尔梅神父希望为他领导下的教师们提供一个宗教框架，他明白，要想让她们成为真正的修女，就必须有一个规则。起初，她们遵守克莱尔修女离开圣母进殿派修女会加入特尔梅神父时带来的圣母进殿派修女会规则。
后来，为了使他们的章程更符合他们的传教活动，他改编了圣心修会的章程。后来，他与耶稣会会士的交往又使他的文本更具有伊格纳特色彩。这套规则被称为 “泰尔米神父的规则”，实际上由几本内容各异的小册子组成。
计划节略 计划摘要 总结了公理会的精神，而 章程 则详细规定了团体生活的组织和使徒使命的运作。
这两部分不断邀请修女们效仿耶稣之心（83 次提及），与当时的精神信仰保持一致。这些文本还告诫修女们要保持 “思想和心灵的结合”（16 次）。这一规定与合一使徒行传 1:14），并预示了日后的发展。
宪法》的最后几行总结了这些劝诫：
第一本小册子是专门为在总务委员会内行使职能的修女们编写的。 第一本小册子是为在总修女会内部行使职权的修女编写的，第二本小册子是为参与初始培育的修女编写的。第三本小册子是为担任共同副修女（也称为会话人）的修女编写的，还有一本小册子包含 “班级规则”。
其他规则规定了各院各职位的具体职责，即地方长官、临时行政主管、助理、女训导员、议员、圣职人员、图书管理员、女管理员（负责唤醒）、负责晚间探访（就寝）的修女，以及卫生局长、护士、财务主管、消耗品管理员、厨师、点餐员、床单女工和搬运工。
编写《章程》和《规则》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缓慢而循序渐进的过程的成果。这些文本从一开始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特尔梅神父和修女们的反反复复的过程中形成的。这里采用的是一种经验主义方法：邀请修女们在生活中对《规则》进行实验，然后与特尔梅神父分享她们的观察结果，特尔梅神父据此对《规则》进行修改。
1836 年 7 月，泰蕾兹修女在给维维埃总主教的信中总结了这种务实的态度。她提醒他，创始人并不认为他的第一部著作是不可触碰的：
"我们的泰尔米神父并不认为他交给我们的《修会章程》是如此完美，如此适合我们的需要，以至于他决心再也不碰它们；他的计划也不是如此固定不变，以至于不应该进行任何修改，因为他已经把它们从我们手中夺走，以便重新修改。我们的天父寻求从经验中学习，而他也正是从经验和天意中等待启迪和建议，这些启迪和建议将指导他为他的公理会确定目标，并选择实现目标的方法。
然而，这种对建设性批评的开放态度也有其局限性。1833 年 1 月 1 日，特尔梅神父在一封信中斥责一位修女对提交给他批准的规则批评过严，这就证明了特尔梅神父小心翼翼地确保修女们的判断不会变成系统性的挑战。
除了其规范性的一面，这些著作还需要深刻的精神领会。对特尔梅神父来说，《修院规程》不应仅仅作为法律条文来阅读，而应 “在耶稣基督面前 “进行冥想。早在 1831 年 12 月，他就坚持这一点：
"让我们好好研究它；它包含了最高完美的所有原则和所有方法，但只有耶稣基督才能让我们理解它；与他在一起，在他面前，我们必须比在书中更多地研究它"。
1831 年 12 月 26 日致泰蕾兹修女的信
1834 年，他重申了这种内化的必要性：”必须沉思《教规》，而在沉思的过程中，必须实践《教规》”（致老十的信，[1834 年 9 月]）。
规则》的编写工作由一位耶稣会神父接手。修女们认为特尔梅神父的文本难以遵循，不适合女性。从那时起，一位修士里戈（Rigaud）神父负责章程的最后起草工作。从拉鲁维克开始，泰雷兹修女就热心地关注着这一阶段的工作。在1836年1月14日写给阿涅斯修女的信中，她表达了得知工作进展顺利的喜悦之情，以及迫不及待地想收到她所谓的 “生命之书 “的心情。她认为这是天主旨意的体现，是成为 “耶稣心目中的配偶 “不可或缺的工具，并邀请人们向圣神祈祷，以启迪那些为完成这项工作而努力的人。